1915年，前清‘铁帽子王’之一、原睿亲王魁斌去世，年五十二岁；紫禁城中的逊清小朝廷赐其谥号为“敬”；而魁斌去世后，其长子中铨奉逊清小朝廷逊帝的‘谕旨’，‘承袭’了祖宗留下来的世袭爵位，这就是（不受承认的）末代睿亲王。

  虽然魁斌在去世之前，积累了还算说得过去的家产和财富，假如子孙后代稍微勤俭持家一些的话，支撑个两三代生活嚼用是毫无问题的；无奈，再多再大的家业，也经不住将‘八旗子弟’派头给摆得十足十的‘败家子’儿子们来折腾，偌大的睿亲王府，将陷入分崩离析的彻底败落境地。

  魁斌去世后，留下了两个二十来岁的儿子，长子中铨、次子中铭；而承袭爵位的魁斌长子中铨，在还未成为‘睿亲王’前，就已经是当时北京城内比较有名的‘前清宗室败家子’了，其挥金如土、奢侈摆谱的个性，在北京四九城内那是赫赫有名。

  当初，隆裕皇太后在宣布宣统帝退位之前，秉着‘划分祖产、照顾亲戚’的想法，将原由内务府管理（拥有）的各王府地产和一应财物均分给了相应的诸宗室王公个人所有；因此，在清朝灭亡后，北京城内的各王府却在一瞬间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巨量财富，庞大的王府和田庄、店铺、山林都归了本府的王公及其子弟为私产了。

  （按制度，魁斌的睿亲王府是家族世袭所有，倒也不在乎是否划分给自己家；但其他王公宗室们的府邸以前都是归朝廷所有的，所以这一次也都给拿到私人手里了，当然不亦乐乎、欢喜不已。）。

  当然，逊帝退位、清朝灭亡以后，之前那些享受着无尽荣华富贵的宗室王公们，以往每年雷打不动的‘俸银、禄米’（也就是铁杆庄稼）是拿不到了，而他们在直隶、奉天、热河等地的田庄和山林、牧场，也已经被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联合当地的农户们给强行收回处理（注意，这个收回的时间过程持续了好几年，并没有一下子全部予以没收），再分给了当地的农户和庄头耕种、照章纳税（也就是之前给王府种地的佃户们）。这样一来，铁帽子王爷们的每年几万两白银田庄地租也没有了。

  而这个时候，暂时还住在紫禁城内的逊清小朝廷，每年对少数高等级王公贵族们那不定期的‘赏赐、慰问’金，四舍五入之下也约等于没有，这一项收入也泡汤了（只有醇亲王府比较特殊，每一年还有四万两白银的俸禄）。

  以原睿亲王魁斌为例，他在清朝灭亡后的全部收入，只有北京城内那若干处归自己所有的店铺租金（这还是隆裕皇太后的恩旨），还有慢慢的变少的田庄地租（政府也在有意识地纵容王府原先的佃户庄头们抗拒交租，而改为向政府继续交租；也就是将前清的王爷们拥有这些田地的权力给逐渐剥夺。）

  清朝灭亡后、魁斌尚在世之时，因为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重、还算是一个能精细打算的性格，睿亲王府虽然已经是入不敷出了的情况，但总还能勉强维持较高水准的生活；而且，祖宗们二百多年下来积累的财富，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全部消耗完，这丰厚的家产，是魁斌以及睿亲王府的底气所在。所以，当时的睿王府，表面上还能维持着‘富贵荣华、锦衣玉食’的奢侈排场。

  但魁斌在1915年去世之后，本来就是含着金汤勺出生、自幼养成了‘八旗大爷’脾气的袭爵‘睿亲王’中铨和弟弟中铭，因为他们早已享受惯了奢靡挥霍的生活，同时也没有一点的‘勤俭持家、量入为出’能力，即使清朝的灭亡，也没有让这两位‘小睿亲王’、‘小贝勒爷’有任何生活上的危机感和窘迫感。

  所以，魁斌死后，没有了任何约束的中铨、中铭兄弟俩就彻底地显露了自己的‘败家子’天性，在短短的十来年时间内，就将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前清王府给折腾得树倒猢狲散、大厦亦倾覆，彻底地败落倾颓下去。

  父亲魁斌去世，中铨‘袭爵’成为了睿王府的当家人后，因为喜好奢靡的他嫌位于石大人胡同内的睿亲王府建筑太老旧、生活设施也跟不上如今的‘摩登’形势，于是便变卖了家中的若干古玩首饰，在北京西郊花费巨资修建了郊外别墅和花园，作为全家人的新居所（就好像清朝历代皇帝在西郊修圆明园、颐和园一样）。

  城外的别墅修好后，不管有没有实际要，中铨给每个房间都安上了当时最时髦的电话，再花高价特聘了西餐厨师，住在别墅里专门为自己一家做西餐；而之前符合‘亲王出行仪仗’的十六人抬大轿，中铨也嫌弃过于落伍不而坐了，专门又买了两辆最新款的汽车，还置办了八辆车马，用于家人出行。

  另外，在城内的旧王府中，以及城外的别墅内，中铨还雇佣了一百多名仆人和侍女，来服侍自己一家人的奢靡生活，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开销（一人一月十块大洋，就是一千多块钱）。

  中铨是宗室王公后裔、典型的八旗子弟出身，本来就不善于经营、也不会持家，只知道挥霍享受、排场极大；而当时的睿王府已经是个空架子、没什么进项收入，但开销却比以前魁斌在世时更大了，就是整座的金山银山，也经不住中铨兄弟这么折腾。

  但这都没关系，没钱花了就继续卖祖产嘛，反正家里的好东西还多得是！1919年，因为花钱如流水、手头太拮据，而家里的古玩字画又卖不出什么好价钱，中铨一拍脑袋，把才建好还没住几年的西郊别墅给卖了，得到了两万大洋的巨款。

  随后，得到卖房款的中铨没有把这钱用于家庭的后续开支，反而带着弟弟中铭坐火车专门去天津疯玩，在烟柳之地放肆了好几天，直到把卖别墅的钱给花得精光后，兄弟俩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北京。

  此后，越来越缺钱、又改不了挥霍习惯的中铨，先是把外地的田庄、山林以极低的价格给卖掉（这个不卖掉也不怎么能收上地租了，干脆卖完了事），然后再卖府内的珍宝文物、金银器物，最后就连自己和内眷们的皮裘绸缎、首饰饰物也基本卖光，以此来维持‘世袭王爷’的面子、排场、气势。

  在越来越迅速的‘败家’期间，中铨的弟弟中铭于1921年去世，身后留下了三个儿子、两个女儿；为了给早逝的弟弟办丧事和赡养侄儿侄女，中铨又花费了一大笔钱（这个倒是没的说，理应如此。）

  1922年，已无什么身外物可以变卖了的中铨，为了继续维持奢靡无度的生活，于是将位于石大人胡同、拥有五百多间房子的祖产‘睿亲王府’抵押典给了德商礼和洋行，换得了十万元巨款。

  可一年之后，典押王府的本息已达到十三万元，中铨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现钱来赎回祖宅，还不起账；债权人向政府法院提起诉讼，法院便根据典押合同暂封了睿亲王府，并发传票让中铨限期支付典当的本息。

  中铨的本事只在享受和挥霍上面，对于社会上的人际往来、法律应对之事那是一窍不通；在得到法院的传票后，惊慌失措的他居然一躲了之、对债权人避而不见。

  这样，法院就以中铨不能履行典押合同、且无故逃避责任为由，将睿亲王府的所有权判给了债权人；二百年的世袭王府就此易主。

  多年后，中铨的长侄颐丰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——被法院以‘不能履行合同’查封、并将产权判给了债权人后，王府内其实还有四十多间房子中摆放着大量的家具和古玩陈设，虽没之前卖掉的那些金银器物值钱，但要是变卖得当的话，也能换回相当数量的现金。

  但伯父（中铨）当时已经惊恐万分、犹如惊弓之鸟，恨不得马上了结此事，所以匆匆忙忙带着能拿走的贵重细软从王府中连夜搬走，那些不便搬走的重家具陈设都没要，这实在是一笔很大的损失（有关中铨的这个侄子颐丰的故事，后续的文章还会讲述到，他也是睿亲王府真正意义上的最后继承者）。

  得到了睿亲王府的所有权后，债权人礼和洋行拿着地盘这么大、却空空荡荡的王府在手里也没用，于是便在北京城内寻找合适的接手人。经过几年的‘寻售’后，1929年，‘北平市私立大同中学校’（二次北伐成功后，北京更名为北平），从礼和洋行手里租下了这座有五百多间房屋的王府当做新校舍。

  ‘大同中学’创办于1923年6月，是由当时中国著名的教育家、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和北京大学教授谭熙鸿、丁西林、蒋梦麟、颜任光等先生建立的，第一任校长是谭熙鸿先生；校名则出自于《礼记•礼运》——‘天下为公，是为大同’。

  四年后的1933年，‘北平市私立大同中学校’正式买下了睿亲王府，成为了睿亲王府的新一任主人。新中国建国以后，‘大同中学’先改名为‘北京私立大同中学’，后在1952年更名为‘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’，校名一直延续至今，校址也从原来的‘石大人胡同’更名为‘外交部街’（地址不变）。

  大同中学买下了睿亲王府作为校舍后，因为不断的扩建和改建学校，原王府的建筑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消失；而仅存的王府后寝殿和大门口的石狮子，也在2006年二十四中学新建校舍的过程中，被彻底拆除清理；至此，睿亲王府遗物再也无存于世。

  从被查封的祖宅中搬出来后，倒驴不倒架、腿软嘴还硬的中铨依旧不改往日挥霍奢靡的生活做派，继续维持着王公贵族的起居排场；他先是买了一所有二十多间房的宅子，又雇了十几个人伺候自己一家，还买了一辆豪华的轿车用于出行。

  而这些，都是需要大量的钱来维持的，可中铨现在已无任何的收入，王府和田地、古玩字画、金银首饰都被卖光，目前只能依靠典当为数不多的衣服和首饰来勉强维持生活；可想而知，‘睿亲王’的气派生活，维持不了多久了。

  此时已经山穷水尽了的中铨，在穷途末路之下，居然把主意打到了睿王府的祖坟上面，准备从祖宗们的坟头上再搜刮一笔；当时，睿王府的祖坟有这么几处——

  位于东直门外中新街的九王坟（葬忠睿亲王多尔衮）；朝阳区熏皮厂村二贝子坟（葬追封睿亲王多尔博、追封睿亲王苏尔发）；朝阳区单店醉公坟（葬追封睿亲王塞勒）；广渠门外马圈儒王坟（葬追封睿亲王、多罗信恪郡王如松）；西山五里坨睿王坟（葬睿恭亲王淳颖、睿僖亲王仁寿）；朝阳区梆子井村睿王坟（葬睿慎亲王宝恩、睿勤亲王端恩、睿悫亲王德长、睿敬亲王魁斌）。

  于是，中铨先是找人把祖宗们坟头边的参天古树都给伐倒、转手变卖换成钱；随后，这几处祖坟旁剩余的一千多亩空地（暂时还没有修墓）也全以八元一亩的价格给卖了；再后来，坟地上残留的砖瓦石片、享殿门窗、驮龙碑也都卖了。就这样，中铨又有了近两万元的收入，总算可以再‘潇洒、气派’几年了。

  可短短几年之后，卖树木、卖坟地的钱就又给败完了，这一下中铨再也没别的办法可想，只能先卖掉现在所居住的二十多间房的宅院，换了个小院子住，又遣散了二十多个仆役，把汽车也卖掉，弄来些钱勉强度日。

  可这些钱也是杯水车薪，不到一年时间就全花完了；到了1931年的时候，已经穷困潦倒不堪的中铨，因为见到别家王府子孙用“起灵”的名义，将自家祖宗的墓给挖开，把棺材改葬他处，而墓中的随葬品就‘妥善处置了’的先例后，觉得这是一个‘发财’的大好机会，现在后人们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拿几件祖宗们墓中的宝贝来换钱维持生活，地下的祖宗们应该不会怪罪吧（睿亲王多尔衮以下，中铨的诸位先人们——呸，不孝的混账子孙，挖老子们的坟还有理了！）

  而中铨想要挖祖坟来‘寻宝’、以维持自己和全家日常生活的行动，到底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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